1950年3月8日，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人。汽笛声还没响起，人群已经一阵阵沸腾。大家都盯着机车前方那块嵌着醒目数字的牌子——“三八”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天要开出的，不只是列车，更是新中国铁路史上的一段新篇章。而走上机车台阶的那个瘦瘦的小姑娘，名叫田桂英，今后还要和毛主席握手“较劲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站在台上的田桂英，并不是从小就奔着“火车司机”这个职业去的。她出身渔家，差点被生活逼得早早嫁人。一步一步，竟能走到驾驶室里，再走进中南海，这中间兜兜转转，颇有些意味。
一、老铁山下的小姑娘
1930年3月4日，旅顺口区老铁山脚下，一个普通渔民家的土屋里传来婴儿啼哭。这个家已经有五个女儿了，第六个还是闺女，父母却没什么文化，只想着孩子能吉利些，于是取了个简单又顺耳的名字——田桂英。
旅顺这片地方，从甲午战争开始就多风多雨。大国博弈、兵燹战火，落到普通人家身上，最终都变成了“穷”字。田家靠海吃海，父亲每天摸黑出海，打到了鱼，一家人能饱一顿；风浪大，撒网空，晚上就只能对着咸菜咽口水。
冬天更难熬。海面结冰，船出不去，全家基本就等着挨饿。小田桂英最忘不掉的一幕，是爷爷去世那年。母亲翻遍箱底，也找不出一件像样衣服，只好厚着脸皮去左邻右舍借。那种窘迫，让年纪不大的孩子记了一辈子。
贫穷并没把她压垮，反而练出股倔劲。她上面有五个姐姐，尤其是大姐心疼她，总觉得这六妹聪明，要是能多念几年书，说不定有点出息。等到上学年龄，大姐劝父母说：“再苦也让桂英识几个字，将来比咱好过。”父母犹犹豫豫地答应了。
日子本就紧绷，这个决定，等于又勒紧了一道腰带。田桂英上学的头两年，很珍惜，每天抱着课本不撒手。但家里终究撑不住了，勉强供到她读完两年级，就只能硬着头皮让她辍学。母亲在灶台边念叨：“家里的日子，你也看见了。”懂事的她没闹，心里却有个坎，一直不甘心。
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十五岁时，她进了一家印刷厂，当学徒工。那时候的学徒，既要干活，又要挨训。搬纸、上墨、收活，一个环节都不轻松。别人偷懒，她不敢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只能靠勤快和踏实往前挤。每天下工后，她还悄悄观察师傅操作，心里想着：“学好了手艺，也许家就不这么穷了。”
两年下来，她到底学到了多少印刷技术，说不清。但命运给她拐了个弯：1947年，经人介绍，她通过招工，进了大连机务段食堂，成了发饭票的小工。每月能领25公斤高粱米和十几块钱工资，对从小吃不饱穿不暖的她来说，已经是“天大的好差事”。
那时她的心思很朴素：“多挣点钱，养活爹妈，再攒点线绳，绣几对枕头，将来嫁个好人家。”试想一下，一个渔家出身、念书没几天的小姑娘，能有多宏大的理想？在她看来，能吃饱穿暖、嫁得过得去，就是不易的人生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只想“嫁好人家”的女孩，转身会去开火车。
二、“苏联有女司机，中国为什么不能有？”
大连机务段那几年，为了提高职工素养，办了个夜校。对那些没念过多少书的工人来说，夜校既新鲜又陌生。对田桂英而言，则像是被掐断的求学路，突然又接上了一截，她立刻报了名。
夜校里不仅教文化课，还有政治课。一次政治课上，一位教员专门讲妇女解放问题。他怕学生听不进去，就拿自己母亲当例子：旧社会妇女一辈子围着锅台转，干最累的活，却没半句好话。丈夫心情不好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。
说到这里，他加重了语气：“旧社会的女人一辈子靠男人，想翻身根本没门。要想真正解放，先得有不靠男人吃饭的本事。那就得像男人一样，直接参加生产。”
这几句话，把田桂英听愣了。她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，脑子里想的，“等有点积蓄嫁人”，竟成了“旧思想”的缩影。原来女人也可以凭自己的手艺，凭劳动，站稳脚跟。
思想一旦扭过弯，人就不一样了。她开始觉得，整天在食堂发饭票，虽说不算特别轻松，但总归是“端着碗”的活。她心里痒痒的，想学真技术。琢磨了一阵，她找到段长，话说得直截了当：“只要能学技术，让我干啥都行。男同志能干的活，我也能干。”
这句话，段长听在耳里，有点惊讶，也有些感动。那时铁路系统急需技术工人，女职工大多安排在食堂、洗衣房之类的岗位。一个女孩子主动要求去学技术，还点名要干“男活儿”，比较少见。段长略作考虑，就同意让她去清油车库，从最基本的工作学起。她高兴得一晚上没睡实。
那一年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很快就被评为旅大市一等劳动模范。白天干活，晚上学文化，闲下来就往职工俱乐部跑，借书看报。一有新东西，她都想弄明白。偏偏就在这种状态下，一个宣传画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
一天，她路过俱乐部门口，被墙上一张巨大宣传画吸引住了。一群苏联女火车司机，穿着制服，站在机车前，个个精神抖擞，神情自信。那画面，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来说，很有冲击力：原来，女人也能坐在机车上，手握闸把子。
她看得入了迷，没注意身边多了个人。这个人高鼻深目，正是机务段的苏联专家李索夫。他顺着她的视线往墙上一看，笑着说：“看，我们苏联人女司机，多精神！”停了一下，又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：“你穿上这身衣服，也会很漂亮。”
这话一出口，把田桂英说得满脸通红，扭头就走。嘴上不接茬，心里却被点了一下：“苏联有女火车司机，中国为什么不能有？”
有意思的是，李索夫心中大概也冒出相似的念头。他开始酝酿在大连机务段培养一批女火车司机。不久，“要办女司机培训班”的消息传开，段里议论纷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完全是新鲜事。
消息传到田桂英耳里，她眼睛一亮，当天就跑回家给父母报喜：“我要去学开火车！”在她眼里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在父母听来，却像天方夜谭。家里人一口回绝：“开什么火车？那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，人家男人干都吃力，你一个闺女家，将来还嫁不嫁人了？”
亲人的顾虑很现实，街坊邻居也不留情面：“女人不守家，跑去开火车，这算什么体统？”冷言冷语一片，田桂英却越劝越倔。她憋着一股劲：越是不让干，越要干给人看。最终，她顶着各方不理解，在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让人意外的是，她并不孤单，一共二十多名女工报名。经过体检、文化水平、思想状况等一系列严格筛选，最后只留下九人。田桂英十九岁，比她们大不了几岁，却因为政治表现好、工作扎实，被推成了小组长。
接下来，她们要面对的是硬碰硬的技术训练。那时机车还靠烧煤，司机和司炉的基本功之一，就是投煤。刚上课那天，教员端起一铁锹煤往炉膛里一抛，边做边讲：“每锹三四公斤，不能乱扔，要扔成中间低、四周高的‘簸箕形’，火才旺。”
听着容易，干起来真要命。高温炉膛、厚重煤块，短时间内高强度重复动作，对一群年轻女孩子来说，是实打实的考验。每天下来，个个累得腰直不起来，鼻子嘴里全是煤灰，手上的泡磨成了茧。
不少人不自觉地嘀咕：“这真是女人干的活吗？”田桂英也累，喉咙也被呛得生疼，但她咬着牙，一边练，一边在休息时鼓劲：“开头最难。苏联女人能干咱也能干，不能在这儿打退堂鼓。”说这些话时，她自己心里也在对抗那股“要不要放弃”的念头。
两个星期后，她主动要求上车烧火，段领导同意了。第一次正式上车，她跟男司炉比投煤。十五分钟的计时，男工能铲二百八十锹，她拼尽全力，铲了二百三十锹。差距有，但已经把很多人看呆了。
副段长看完记录，忍不住伸出大拇指：“就凭你们这股劲，准能学成。”不过，投煤只是入门。接下来，她们要攻克机车构造、制动机原理、运行规章等一整套理论，对一群基础薄弱的女工来说，这才是最难的部分。
课堂上，老师讲得细致入微，生怕她们听不懂。有的地方，一遍不行讲两遍。可是涉及公式、结构原理，理解起来仍旧费劲。白天上课记笔记，晚上回宿舍一遍遍划重点。熄灯号响了，别人躺下休息，她还要钻进被窝，打着手电再看一会。
在这样拼命的状态下，坚持了将近九个月。最后，九名学员中，有四人通过各项考核，拿到了司机证。她们，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，田桂英成绩最突出，在理论考试里拿了第一名，被任命为司机长，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司机长。
1950年3月8日，大连火车站广场上聚集了两千多名妇女，“三八”包车组出车典礼在这里举行。穿着新发的铁路制服，田桂英代表全组发言，随后接过一面鲜红锦旗，锦旗上写着四个烫金大字——“妇女的火车头”。
一个渔家女孩，从辍学、学徒、发饭票，一步一步走进蒸汽机车驾驶室，这当中苦辣不必细说。对许多人而言，那只是新闻里的“先进典型”，对她自己来说，却是实打实走过来的路。
发完言，她走上机车，值班员发出发车信号，她稳稳握住闸把，拉响汽笛。“呜——”的一声长鸣，一列由女司机驾驶的火车，从大连火车站缓缓驶出。这一天，记在铁路档案里，也记在不少人心里。
三、“你的脾气还不小呢”
坐上司机长的位置后，田桂英没有松劲。“三八”女子包车组在短短四个月里，完成安全行驶三万多公里，还节约煤炭51.76吨，这在当时算得上亮眼的成绩。在蒸汽机车时代，节煤既是技术本事，也是组织管理能力的体现。
1950年“五一”前夕，她奉命驾驶“三八”号，护送二百多名劳动模范赴哈尔滨，参加东北铁路第二届劳动模范大会。从大连到哈尔滨，路程远、任务重，但列车安全准点到达。这一次，她既是司机，又是出席会议的一等劳动模范。
同年，她作为东北铁路工人代表，被推到北京，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司机来说，这是此前想都不敢想的场合。在那次大会上，她和另一位英模一起，向毛主席敬献锦旗。
大会场庄严而隆重，很多代表激动得手心冒汗。轮到面见毛主席时，田桂英心里直打鼓，只记得自己把锦旗递上去，眼睛不敢多抬。由于太紧张，全程一句话没说，退下后才觉得心中有点遗憾——没来得及和主席说上哪怕一句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她的名字早就传到了中南海。1950年3月，“三八”号第一次正式出车的第二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报道，标题很醒目：《人民铁道上的创举！大连女司机田桂英等开始驾驶“三八号”机车》。这篇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。对新中国来说，这样的“创举”意义很直观。
1951年，一部以田桂英为原型的影片《女司机》在全国上映，故事情节以她的经历作蓝本。电影放到哪，哪就有人议论：“女同志也能开火车。”那几年，学生课本里也出现了她的事迹，“田桂英”这个名字，逐渐变成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标杆。
这一年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，她以列席代表身份再度进京。也就是在这次活动前后，发生了那场颇有趣味的握手“较劲”。
会场外，代表们三三两两地交谈。一位工作人员特意把她带到前排，低声提醒：“待会儿主席来，这儿位置好。”不久，毛主席健步走进大厅，向代表们挥手致意。有人向主席介绍：“这就是大连的女司机田桂英。”主席望过去，笑着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见过面。”
短短一句话，说明主席对她这位女司机记忆很清楚。接着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姑娘，发现她身材瘦小，肩膀也不算宽，便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能开得动大火车？”
这话听在田桂英耳朵里，多少有点“不服气”。她心里暗暗想：“主席可不能小看我。”轮到握手时，她把手往前一伸，暗暗用了点劲。毛主席手掌厚实，握上去很有力量，很快就察觉到这股“较劲”的意味，忍不住笑着说：“你的脾气还不小呢！”
这句半调侃的话，当场逗得周围的人笑了。田桂英被点破，脸一红，也跟着笑起来。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。接下来，毛主席又问：“现在全国都在支援抗美援朝，你准备怎么支持？”田桂英条件反射般答：“报告主席，我准备把火车开到朝鲜前线去！”
这话很直白，也符合她的性格。主席听完，也笑了：“你开的是客车，到朝鲜战场起不了多大作用。你好好工作，多做贡献，就是支援抗美援朝了。”一句话，把大义和岗位职责联系到一起，既没说空话，也给了年轻人一个清晰方向。
这次谈话，对田桂英来说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对面交流。握手时的小“较劲”，既是年轻人证明自己的冲动，也是多年苦练换来的底气。毛主席那句“脾气不小”，实际上也是一种赞许——说明她不是软绵绵的“花架子”。
四、一辈子和铁路打交道
在司机岗位上，田桂英一干就是两年多，行车二十多万公里，没有发生一起责任事故。在铁路系统里，安全记录就是最硬的“奖状”。“三八女子包车组”也因此多次被表扬。
1952年底，由于生产组织和人事安排的调整，这个女子包车组被撤销，成员分流到不同岗位。田桂英并没有被安排继续开车，而是被送到辽宁省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。对她来说，这是另一个阶段的起点。
那时她已经二十出头，再读书，算是“晚学生”了，但她很清楚，文化基础薄，对以后搞技术是硬伤。她在学校里依旧保持原有劲头，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从拼音、算术到物理、机械原理，一样一样补。三年下来，她文化课成绩不错，树立起继续深造的信心。
1955年，她考入唐山铁道学校机械系，专门学习蒸汽机车理论。唐山铁道学校当时是铁路系统的重要技校，师资、设备都不差。相比以前的短训班，这里理论体系更完整，要求更严。她从机车构造、热力学基础，一直学到运用与检修，在课堂上，不少同学刚高中毕业，基础比她好，她就靠多记多问去追。
1960年，她从唐山铁道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当工程师，从此转到技术管理和机务技术研究领域。身份变了，从司机变成工程技术人员，工作内容也跟着变：调查故障、研究节能、改进操作规程，哪一项都离不开多年驾驶经验打下的底子。
从蒸汽时代往后，铁路开始逐步引进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，机务部门的技术工作越来越复杂。田桂英一步步在岗位上往前走，既有当年“妇女的火车头”的名声，也有实际能力支撑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她担任沈阳局工程处女工科副科长，继续在铁路一线技术管理岗位发挥作用。
到了1985年，她到了离休年龄，按规定要从岗位上退下来。交接完工作，脱下穿惯了的工作服，她心里难免有点空落落。毕竟，从十九岁投煤算起，她和铁路打交道已有三十多年。
退休之后，她并没把自己当成“闲人”。一些学校、工厂、单位邀请她去讲课，给年轻人讲自己学开车的经历，讲“三八”女子包车组的故事，她基本有求必应。说话时，她常强调自己“出身渔家、半路辍学、全靠党和组织培养”，用她的话说：“我能有这一辈子，全是赶上了好时候。”
在沈阳，她还参与成立了劳动模范物业公司。别看年纪不轻，她仍旧愿意跟其他劳模一起，去维护北运河一带的环境卫生。扫地、捡垃圾、做宣传，事情不算大，却能坚持做下去。不少见过她的人，若不是被介绍，很难把眼前这位看上去平和的小老头似的老人，与当年站在机车前举旗的女司机联系在一起。
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中国铁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。2007年第六次大提速启动那年，已经七十七岁的田桂英，特意买票坐了一趟“和谐号”动车组。她先前开的是蒸汽机车，后来在技术岗位上经历了内燃、电力的发展，现在坐上高速动车，感受是立体的：从烟雾缭绕的机车头，到封闭空调车厢内的平稳疾驰，跨度很大。
车厢里，乘客安静坐着，窗外景色飞快向后退去。对普通旅客来说，这是习以为常的出行方式，对她这个见证者来说，却是一条清晰的技术发展路线。蒸汽、内燃、电力，每一次变化背后，都有许多人几乎不为人知的尝试和付出。
时间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那一年，田桂英已是九旬老人。前些年，她不慎跌倒造成骨折，行动不便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多数时候不再外出。但在这一年，她特意提笔，写下“奋斗百年路 红心永向党”十个字。字迹中带着老人的颤抖，却也显出几十年形成的那股劲。
回看田桂英的一生，从老铁山下的穷苦渔家，到大连机务段的食堂，再到机车驾驶室、技校课堂、机务处办公室，轨迹虽不复杂，却有明显的时代印记。她自己一直说“是时代把人推上去”，也反复表示“自己得到的，比付出的多”。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那代人的共性。
她知道，自己被称为“妇女的火车头”，也拍过电影、上过课本，社会给的光环很多。但在实际生活里，她还是那个习惯咬牙硬撑的“小个子”，握手时敢跟主席“较劲”，扛煤时咬住腮帮子不叫累，读书时捧着课本一页页抄。
从铁路角度看，她的贡献很实在。她参与开拓了女工参与重工业生产的一条路径，也在技术岗位上经历了铁路装备更新的重要阶段。她在讲述往事时，总爱说“那时能做的事情很有限”，其实正是这些“有限”的努力，构成了整个铁路系统一点一滴的积累。
至于那句“你的脾气还不小呢”，听起来像随口一说，却恰好勾勒出田桂英这个人的性格。渔家出身，吃苦不怕；文化底子薄，补课不怯；身板不壮，却硬要扛起看似“不适合女人”的活计。这股不服输的劲儿，贯穿了她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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